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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传道教中的儒家因素

    瑶族作为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一员,其文化无疑与中华民族文化基础的儒家文化有着不可分钊的联系,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擂家文化是瑶族进人封建社会后其历史岸展的社会背景,又是其生存发展的选择压力。儒家思想对瑶族的影响大致有两条途径:一是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在瑶族地区推行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给瑶族文化的历史演变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二是道教在传瑶族社会之前,儒家已与道教形成相互利用的微妙关系,道教大量吸收器家思想人其教义,在道教传入瑶族社会后,道教中的濡家思想进而对瑶族社会产生影响。换言之.虽然儒家思想在世俗生活中对瑶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瑶族宗教中的擂家思想与佛教的情况一样,应是在道教传人瑶区前在汉区时就已接受的思想。而正因为第一条途径为已为儒家思想在瑶族社会中打下了基础,当道教传人瑶族地区时,其中的儒家因素有不少为瑶族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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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传道教中的儒家因素

    在世俗杜会中,儒家思想对瑶族有一定的影响。宋代以前,孺家文化对瑶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迁人瑶区的汉人与瑶族的直接交往发生的。宋代以后.封建统治者在瑶区推行所谓“兴学校,明教化”的政策,官方在瑶区兴办了不少学校,吸引瑶人子弟人学就读,教以儒学文章,以俪家思想“教化”瑶民,力图变异其俗,使他们变为“礼义之民”。瑶区出现正式的学校大约始自宋代。如朱熹在潭州做官时,“会洞僚扰属郡,熹遣人谕以祸福,皆降之。申救令,严武备,取豪民,所在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皆至”((宋史·朱熹传)卷四二九)。又如“新化县儒学,在县治东。自宋熙宁于梅山,建学于邑之西南”(隆庆《宝庆府志·学校)卷三)。宋嘉定时“拢俗初不知书,石尽捐律延师立垫,教以孝弟文章,督课殆无虚日,俗为之巫变焉”(民国《罗定县志》卷五)。元时继承宋代的政策,仍在瑶区兴学校,教儒学。如元延枯年间新州“瑶贼蜂起,振深人贼所,谕以祸福,示以恩信,群瑶贴然向化。日诣学,召诸生讲解经义”(道光《广东通志)卷二八一)。明、清两代在瑶区设学校、“兴教化”的事例更是史不绝书,此时更有民间在瑶区所办社学使“人风化”。云南瑶族大多在明清时期由两广迁来,其先人所受濡家教育对他们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云南瑶区在近代时有些地方瑶民在村中自办私塾教儒学经义。如富宁县洞波乡有的村自设私塾,教(三字经》、(百家姓》、《于字文》、《增广贤文》、《中庸》、《四书》、《五经》、《国语》等。
    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文化对瑶族的影响,在其道德规范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儒家思想就对瑶族的婚姻道德产生过很深的影响。历史上瑶族曾行自由择偶之俗,但自明代起史籍中便有了“婚用媒”的记载。清代时各地方志中均载瑶人‘.婚用媒”。民国时期云南瑶族中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成为社会的主流,由父母指定结婚对象成为绝大多数瑶族缔结婚姻的主要方式。f91(23a-23s)随着儒家文化的传人,过去瑶族社会中民主、平等的观念受到了严重冲击,取而代之的是汉族社会中常见的等级制度和思想。如他们强调辈份和性别界限,强调长幼有别等。瑶族的成年名普遍使用汉姓汉名,并仿汉俗按字辈列以别长幼。这些方面所反映出来的一个中心点,就是所谓对父母等长辈的“孝”。
    自道教产生和形成之时起,道教与儒家之间就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春秋时期的孔子奠定了儒家思想学说的基础。他的思想在其后一系列儒家学者的扩展,形成一个非常系统的体系,因之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历来为各朝统治者所尊崇。而始于汉代的道教,本身就是博采中国古代巫术和众多学说的,其中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主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更是其主要的思想渊源之一。而道教在其成熟和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作为一种特殊意识形态为封建社会服务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道、儒两家之间虽也存在过斗争,但其主流是相互利用和相互影响。道教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几乎全纳进了其宗教伦理体系中,其中又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仁、义、礼、智、信“五常”又是调整三纲的基本原则。道教完全吸收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并把它与其长生成仙思想结合在一起,作为制订规戒、建立宗教道德体系的依据,以之作为区分善恶的首要标准,并借助神的力量促使人们尊奉之。
    云南瑶族的道教信仰中,儒家思想对道教的这种影响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中以其规戒中的“孝”最为典型。蓝靛瑶的十戒中,有一戒为“不得辱骂父母六亲九眷”或“不得骂父骂母”,有的在此之外还再加上一条“不得轻慢父母兄弟”。过山瑶的戒律有一大特点,就是用瑶族自己的语言来解释和叙说十戒,其中对不要做“许逆不孝子”的解说最为详尽,从母亲十月怀胎到父母如何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让他投师学法,给他娶妻成家,告诉他不要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要孝敬父母。汉族道教中尤为强调忠、孝,如早期道教的上清、灵宝等派别在制定戒律时,就把儒家的忠、孝思想写人了条文,要道士遵守。如规定“不得违决父母师长,反逆不孝”、“不得叛逆君王,谋害家国”等。两宋以后的劝善书更以忠孝为修养的第一要义。瑶族虽也归属于当时的封建王朝统治之下,但有其自己的特殊历史发展历程。在道教传人后,他们在制定其瑶传道教的戒律时,有吸收了汉族道教的条文,但又据其实际情况进行了取舍。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云南瑶族的戒律中尚无反映“忠”君思想的条款,这是道教戒律瑶族化的一大特点。瑶族虽处于桂、粤、滇、湘等省,与族接触多,但毕竟处于边远地区,与汉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且他们游离于边缘社会之中,受尽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压迫和欺诈,今瑶族遍布中国南方诸省区和东南亚等地,主要就是他们为逃离这种封建统治关系而不断迁徙的结果。封建君主在他们心目中并未建立起权威的地位,加之“山高皇帝远”,在他们观念深处很难找到忠君思想的痕迹,反映在其戒律中也就不必以“忠君”为善。而其戒律中的“孝”,正与其世俗生活中常见的’‘孝”相对应。也许正因为他们生活中有了对长辈顺从和尊重的统,他们在吸收和制定道教的戒律时,把不得违背父母意志作为戒律中重要的一条长期保留下来。    虽然瑶族的宗教戒律中并无忠君思想,但“天地君亲师”的伦理在云南部分瑶区确也存在。“天地君父师”是早期道教的经典《太平经》吸收了儒家的天命观和“天人感应”神学而首先提出的。当时的早期道教并未形成以三清为最高神的神团系统,而是袭用儒家思想中以“天”为最高神灵的观念,如《太平经》中就尊“天君”为最高神,人应尊天顺天,祀天以求降福免灾。‘太平经)还认为“帝王,天之子也;皇后,地之子也;是天地第一神气’。既然君是天的代表,人们就应‘。尽力共事其君”(成太平经》语)。早期道教的“天地君父师”的宗教伦理道德,成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天地君亲师”世俗伦理规范的出来。在笔者曾去过的瑶族村寨中,师宗和金平县瑶族的堂屋神完上立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河日、富宁、文山、绿春等地却未见到有类似的牌位出现。师宗县上笼嘎蓝靛瑶村所见为“地国亲师位”、立于牌位的正中,与道佛神仙和本家族的家先共供于神位上。金平县红头瑶村中所见则与家庭祭祀的划分联系在一起。在祀“大坛香火”的称为“邓表”的大房家中的神兔上,均立有“天地君亲师位”或‘.天地君亲师神之位”,也立于牌位的正中,两旁是道教诸神和本家族的家先牌位。而只祭“祖宗神免”的称为“流”的小房家的神完上并不需祭此牌位,也不立道教诸神和家先的牌位,只需立一个无字神完作为祭祖和神灵的所在。“天地君亲师”只出现于部分受到汉族影响较深的瑶族地区,可见其对瑶族的影响并不普遍。但在受此影响的瑶区,均把它与道教诸神和家先的祭祀联系为一体。
    瑶传道教十分重视其以十戒为核心的宗教伦理道德,除从为人处世的角度强调要遵循外,还把它与宗教修为联系起来,更具体地讲,把它与信道的最终目标—成为家先紧密联系在一起。瑶族试图借助神的力量,用想像中的神对他们思想和行为的监视作用,促使其对宗教伦理的遵守。其中生前是否孝顺父母等长辈是死后能否得以升人神仙界的必备条件之一。如蓝靛瑶经书《完满科》中认为,凡生前“许逆爹娘”者,死后必堕人地狱。过山瑶也认为,生前不孝父母者,死后必堕入地狱之中。这里把“孝”与能否成为家先以报应思想为中介联系起来,明确地告诉人们,只有孝才是善,不孝即为恶。并搬出已升人天界的家先为偶像,要人们按这些偶像的意志行善,以异己力量控制现实社会人们的道德行为,裁定善恶,从而反过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他们把人的疾病、祸福贫富、后用乃至生死等问题全与宗教道德联系在一起,全受神和家先的控制和调整。
    瑶传道教中的箫家因素还表现为把儒家圣贤吸收入神灵系统。如红河州瑶族的神灵系统中就有不少濡家圣贤,计有孔夫子、孟夫子、颜回等七十二贤、朱夫子等,其中孔夫子被称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夫子”。但瑶族在祭祀活动中,并不对这些俗家圣贤进行专门的祭祀,甚至在各种道教祭祀场合中了并不请之到道坛中来接受祭祀或与其他神灵同坛“作证盟,,,经书中也没有与之有关的经咒或坛歌。这是与佛教菩萨被吸收进神灵系统所不同的地方。这些儒家圣贤只出现于经书中,应只是瑶族在编写瑶经时照抄汉族道教经书的结果。
 

三穴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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