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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对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来源:2021-11-21 10:17:27

    风水对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面对危机,人们究竟更倾向采取怎样的行动策略;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人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对这些问题我们试图从本村庄内部“结构一观念一话语一行动”的交互影响出发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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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村庄结构:口趋松解的共同体

    有学者曾指出“农村改革首先通过经济上的生产责任制使农民得以确立自主的个体性,从而削弱了公社化期间以村落或生产队集体性为基础的宗族凝聚力”,“当国家允许土地为农民独立使用时,它无意中通过分地而瓦解了宗族和村庄权力的关键部分。伴随着集体性的消失,宗族领袖的重要性开始降低。”②此外,“由于家庭经济主要不再依赖农业,因此村民开始挣脱土地的束缚,这样基于土地束缚的生产合作口益减少,村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因此变得不重要,关系越来越疏远。这些都导致了村庄的异质化和非亲密化……伴随着人际关系的疏离、村庄社区非亲密化的是,公共权威开始逐步衰微”③,这些情况在宋屯也是明显存在的。

    宋屯是一个只有四十六户人家的小型自然村,虽然村子以同宗的宋姓为主,但现已分成多支。从表面上看,各支之间尽管年节仍然互相走动,但口常生活中的互助与合作并不频繁,甚至存在一的积怨而缺乏有效的化解机制,因此内聚力和集体行动能力并不强。今天仍有少部分的老人愿意为村庄公共事务出力,拥有一定的声望,但这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宗族领袖的权威:他们的话别人未必都听,也无法有效惩戒村庄内的违规者。同时,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到城里打工,不进城的就搞专业化的大棚种植和家畜养殖,彼此之间很难再分享生活场域,人们的交集越来越小,村庄离散化的倾向越来越强。这样的村庄正体现着一些学者所提及的“结构混乱”一种种因素导致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乡村社会面临着社会解组的状态。

    宋屯的“去组织化”一方面使人们感受到了空前的自由,另一方面又让他们陷入了无所依托的不安全、无力与无助。他们经常自嘲:“在村里人面前还能逞个能,遇到外人让人‘爪糊’①了也不敢放声。”在宋屯这样一个原子化、公共性口趋消解的村庄里,没有什么是没变的了,只有从祖宗那里继承来的风水话语仍然可以对家家户户起作用。然而人们或许没有意识到,“风水”话语的意涵,实际也在发生着转变。

 

    (二)风水话语:实用主义彰显

    在过去,宋屯人将风水作为自己行为的重要理据,他们无论婚丧嫁娶、上梁择吉都要来请教水师,用老人的话说,“好像就必须要这么做,谁也没想过到底为什么。”对他们而言,代际流传的“风水话语”极具神秘性,是村庄内生的一种规则和秩序,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对于风水心怀敬畏,不敢质疑。但是今天,人们对风水的态度更多的是不敢全然不信,但也不是十分当回事了。

    例如在宋屯曾经有一种丧葬习俗,在父母去世“送盘缠”的夜晚,孝子必须一路下跪磕头将“盘缠”送至坟地。这对人的身体素质是极大的考验,也极为耗时,但在过去没有人敢抱怨或不遵从,他们认为一旦不守规矩就会使长辈亡灵不安、破坏祖坟风水,随后家中出现的任何反常现象都会被归因于此,令人恐惧。现在,尽管在殡葬中“送盘缠”的风俗仍然存在,但是已经没有儿女还愿意跪着磕头送到坟地了,他们坐着摩托车或是三轮车,用最快的速度来回。有年轻人坦诚相告:“还送盘缠主要是怕父母到‘那边’口子不好过,回来找麻烦。另外被村里人‘说小话’①、自己落个不孝顺的名字,谁都知道好好安葬父母是子女的本分,但是都新时代了,骑摩托又方便,干嘛还要走着去。”

    其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风水都始终兼具神圣性与实用性特征,但在不同社会情境下这二者的强度和排序各有不同。有学者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知识和理性话语早已取代了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传统文化而居于社会精神生活的中心。”②这样的判断或许过于绝对,但是民间信仰的“祛魅化”确是不争的事实: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农民关心的许多自然灾害、人畜疾病问题都可以用自然科学解释与解决,不必求诸风水或巫术;同时科学话语影响着国家主流意识,农民很清楚风水话语得不到现代法律的认可、在正式的场合不便使用,因此风水的神圣性与神秘感口渐消解。但是科学话语毕竟尚不能解释一切;同时人们还处于各种风险之中③,他们对不遵从风水习俗可能带来的后果仍然心怀不安,因此一方面要“解心疑”,一方面又不全信,要“图方便”“图省事”。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们对风水说辞经常是选择性的听从。风水师提到他曾被一户人家请去看住宅,勘测后指出这户人家狭小封闭的厢房犯“鬼神屋煞”,必须开出一扇窗,否则家里会不太平。但主家以冬天太冷为由只打算增加照明灯的亮度。儿个月后,这间屋的电路损坏引起了火灾,主家立刻认为风水师的话灵验了,懊悔不已。对于这样的事件,风水师也很无奈:“最近这些年主家经常对我的建议‘打折扣’采纳,但是也不好多说,毕竟信不信都是人家自己的事。但我记得我爷爷①那个时候说一不二,他认为需要整改的地方,主家肯定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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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折扣”地听从风水话语,本质上就是实用主义。其实人们对待风水,一直就有实用主义的一面③,乌丙安提出中国民间信仰的多功利性是民间信仰动机与行为目的的显著特点⑥,而近儿年这种趋向于实用主义的心理愈加占据上风。人们对待风水一方面不全信,另一方面又不敢不信,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尽量地降低成本图省事,甚至将其作为与人博弈的筹码。以近些年村庄内的大棚种植户为例,为了降低可能的风险,他们在寻找场地或经营状况不佳时都要请风水师来“放罗盘看看是咋回事”,尽管内心并不完全指望改变,“但也感觉踏实”。因此民间信仰等方式也成为人们为降低风险、寻求安定而采取的策略之一。①

 

    人们不仅仅是因风水“神秘”而迷信,也因其神秘故而可以自行解释、寻求安定。现代性使传统民间信仰的神秘感口渐消解,不断“祛魅化”,农民对其越来越实用主义,他们开始有了敢于自主解释的胆量,甚至敢于将其作为一个理性行动策略加以使用。在村庄历史较短的东北地区,传统消失地相对更为彻底,口趋世俗化、理性化的农民更是如此。

    (三)民不与官’斗:力量不对等下的反应策略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中国社会“无讼”的传统:“在‘礼治’社会里,社会有责任使每个人知礼,同时打官’司也就成了可羞耻之事”。②而打官’司、闹事、打架等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为了利益而发生的争斗。当利益产生冲突时,人们是否采取激烈的手段,不仅仅取决于这是不是损伤面子的“羞耻之事”,更多地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考量一在这样的语境下,“无讼”的本质实际是“无争”。

    关于风水一类的侵害,国家法律存在立法上的空白。相关案例一般采取或驳回,或适用财产权、人格权等相关法律条文进行判决的办法处理,但更多的是调解结案③。因此,法官’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最终判决结果往往与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有着较大的相关性。在这个人单势薄、内聚力不足的村庄,面对强大的政府与市场的力量,村民们都在尽量避免矛盾激化。在可以承受的临界点之上,他们都是能忍则忍,尽量地躲避矛盾。人们甚至不会找到相关人员提出补偿的要求和期望。正如当地村民所说,“老百姓谁愿意惹事,现在在村口打个架都要你赔个万八千块钱(儿万元),更何况跟领导较劲,民可不能与官’斗”,惹事成本过高、一旦扩大后果难以承担恐怕才是老百姓追求“无争”的真正原因。当我们问起,有没有考虑过对鱼料场的污染寻求补偿,村民断然否定说:“这肯定是没有结果的,何必去自找麻烦?”“民不与官’斗”“不没事找事”“太麻烦”,这本质是村庄场域内“民”与“‘自”,力量的不对等所导致的。

    但倘若没有风水师的从中调解,村民摸摸鼻子就回家了也不讨个说法,“谁都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就这么算了也实在太爪糊人了”。因此,请风水师来“看看”是基于人们要给整个村庄共同体“找个台阶下”,不能平白被人欺负了的心态一在还没有突破自己可以承受的侵害的临界点之前,他们采取了依靠风水话语解决矛盾的策略。不去向上争诉,而用较低的成本进行风水化解,是弱者的一种理性选择和自我保护机制:“对于中国人来说,相信种种宿命因素,然后根据人的主观意志和能力转化为有利的因素,是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理性’行为,不算迷信,也不是消极。”①

    (四)风水师:审时度势地相机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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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起事件中的解决措施实际最后都没有改变公用设施的位置和现状,也没有产生与基层政府和企业的激烈矛盾冲突,而是通过“风水化煞”来实现矛盾在村庄内部的自我消化。在此过程中风水师的话语导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之不同的是,我们在其他地方的案例中会看到“风水师”的话语可能会起到制造矛盾、激化矛盾的引导作用一在宗族之间用所谓的“抢风水、争风水”挑起事端、引发械斗③。本案例中的风水师在接受我们的访谈时,说他之所以通常从正向、积极的角度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因为“我的话实在是太关键了,要是硬说这些不好之处会使每家每户忧心忡忡、不得安生。我认为风水有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人的‘心灵风水’,对于当今的人来说环境很重要,但不良的心理状态带来的危害恐怕比风水凶煞本身还要大。”另一方面,宋屯也是风水师重要的生活场域之一,他深谙村民的主观情感和客观经济状况,首先“信号塔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尽管正对村庄带来凶煞,但挪动的危险也比较大。去与相关的部门联系多费事大家也都知道,村里现在能主动去联系、可以说得上话的也就是我父亲,他都快七十的人了,我怎么忍心让他天天骑自行车到处跑,还得受气”;其次“镇的经济不是很繁荣,位置比较偏僻。现在种地也不太容易,好不容易拉来一个)一子能直接促进附近这些村子的就业。所以我觉得只要不是有污染和过多的噪音,还是让这个)一子能安稳下来好好经营。削山建)一已经破了风水了。这个既成事实难以改变,所以不能让老百姓再为这个去打官’司。”实际上,审时度势的风水师已经看穿了事件的矛盾和村庄的结构,他尽力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消除矛盾、引导事件向缓和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相机行事”的作用。

 

    风水师不仅仅是一类技术人员,更是一种符号象征:他们一方面以个人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感召力取得在村庄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作为沟通现实世界与信仰世界的“媒人”将通过风水罗盘获得的宇宙系统的信息告知村民。在村庄缺乏一个可以振臂一呼的权威时,风水师在特定的情境中便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这个功能一其正向的引导使村民的观念不至于偏激甚至是仇视政府、企业。在这里,风水师的话语与“无讼”观念联系甚密:风水师每次的“凶煞”化解以及对村民的理性劝解实际都暗合了村民的诉求。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风水”对于人们而言,理性的应用倾向超过了感性的信奉取向。陈进国的总结十分确切:风水信仰和仪式其实提供了一套精致的文化象征帷幕,以规避自然界中的各种“异己”“克己”的力量,并范导各种“利己”“顺己”的力量,从而确立一种臆想中的合理化的时空秩序和生命秩序,以消解个人生活中的边缘情境……造成的深切恐怖。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