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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墓及其附属建筑物的财产权性质

来源:2022-06-08 08:57:03

    通过对第(一)、(二)点的讨论,想必读者会有这样的误解:即认为笔者的论述在往“坟墓是人格权客体”上引,但正好相反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坟墓属于人格权的客体,而是认为坟墓及其附属建筑物具有财产属性,因而主张其应为财产权的客体,但坟墓显然应与作为一般财产权客体的“物”加以区分。

                   上海公墓,长青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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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坟墓的价值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学者几乎不会将坟墓,特别是埋葬有祖先遗骸的坟墓,作为一种经济上的财产或是法律上的“物”来看待。在慨叹之余,当然要赞赏我们所处社会的“情怀过深”,这当然须归因于坟墓的特殊性不只是埋葬先祖遗骸的场所,更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命运。所以,在坟墓上谈经济价值显然有违学者情怀,且有冒天下之大不匙之嫌。但这个事实显然已被我们忽视太久,即坟墓显然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墓地更是一种关系有关各方特别是作为墓地所有人权利义务的、法律上的“物”。笔者赞同坟墓及其附属建筑物上的“物”性,同时认为其是带有人格因素的特殊的物。

    笔者不认为坟墓为人格权客体的原因在于,虽然前已论及人不能因死亡而成为任意侵害的对象,对死者人格尊严应予必要的尊重和保护,但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作为人格权客体的人格利益,必须依附于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而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宪法存在之“人”,即,这种人格利益已经内化为人的一部分‘”,没有生物学上人的存在,谈人的尊严就会沦为一句空话。所以,对于墓主而言,其根本不可能作为人格权的主体而存在;对于墓主的在世近亲属而言,更因人与坟墓相分离,而无法与人格权的控制权能比肩,因而墓主后代亲属更不可能成为以坟墓为控制对象的人格权主体。

    笔者赞成坟墓为财产权客体的理由在于:财产权的客体是财产,而财产是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物:第一、具有价值或使用价值;第二、必须为人力所能支配或控制;第三、非为自然人的人身。首先,坟墓及其附属建筑物肯定不属于自然人的人身,这是不言自明的。其次,坟墓的形成、建构、管理等,无疑都凝聚了人类的现实劳动,必然而且实际上也为人力所支配。难点在于第三,即坟墓是否具有价值或使用价值?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价值有多种表现形式,坟墓这种人格精神的外化之物,肯定不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价值,但其使用价值和精神层面的价值不容忽略。我们知道,经济价值的本质是人类经济产品和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人类劳动之和,包括创造产品的使用价值、创造生产关系的劳动价值和资本关系下的交换价值。从社会发展历程以及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看,除了市场上专门以从事墓地开发为盈利手段的开发商以外,一般农村建造于集体土地或自留地上的坟墓都不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仅以埋葬已故亲属为必要,所以其流通性也十分有限,因此自然不会体现经济价值中的交换价值。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作为坟墓附属设施的建筑物,比如墓碑,凝聚了大量的人力劳动和正向价值,其经济价值中的使用价值和劳动价值因而比较显著。虽然在允许实行土葬的农村地区,对于农民来说可以免费取得墓地并长期使用,但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因为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并且近年来随着城市用地口趋紧张,一些盈利性的公墓价格不断刷新,使得城市居民要想获得一块安放形骸的墓地,必须花费巨额资金,让人们不得不感慨连死都死不起了,可见购买墓地已然成为一项重要的开支,形成不可替代的经济负担。如果这种情形下还不能正视坟墓的财产属性,显然无法圆通的解释上述现象。前述(2013)岩刑终字第104号故意毁坏财物案,法院正是以行为人故意破坏他人新修建的墓碑,侵害他人财产权为由,作出有罪判决的;以及(2014)台玉民初字第1289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法院亦认为被告毁损原告祖坟的行为侵害了他人“具有人格纪念意义的财产”,因此判决被告承担经济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这两个案例中,法院的判决等于都承认了依存于坟墓及墓碑之上的财产性。此外,坟墓虽然不产生经济学上的交换价值,却有着极强的精神性价值。坟墓承载了墓主后代对墓主的追思和缅怀,后人对优良家族遗风的传承同样有助于良好社会氛围的承继,因而其价值不可谓不大。而精神性价值是无法以货币等有形物品作为衡量标准的,但不能交易不代表没有利益归属关系调整方面的需求,所以,像坟墓及其附属建筑物这类特殊财产,更有纳入财产法调整的必要和可能。而其特殊性在于,坟墓具有人格色彩间夹其中,这也决定了对坟墓及其附属建筑物造成损害的行为,不能像普通财产那样,仅从物质层面给以补偿,换句话说,像坟墓这类带有人格因素的物同时具有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所以法院在对坟墓损坏纠纷案件作出裁判的时候,往往不但判决被告承担经济损失,同时责令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这其中的理论基础,便是坟墓及其附属建筑物的双重利益关联。